2007年，當時還沒擔任立委的余宛如與當時男友，偶然看到在第三世界國家種植咖啡豆的農民，因為被盤商剝削，辛苦種植，收入卻不到售價的1%，因而創辦了「生態綠」社會企業。

生態綠推出「沒有價格的咖啡」，這咖啡是選用公平貿易咖啡豆，直接向第三世界農民購買，避免層層盤剝，讓農民可以獲得合理收入，再由消費者自己決定「該花多少錢買這杯咖啡」。

這種理念，創業初期並未被大眾接受，一開始慘賠了四、五年。堅持下去的動力，只因看見農民因能獲得合理收入，生活得到改善。生態綠一直撐到公平貿易理念開始在消費者心中萌芽，營運才逐漸上軌道。

如今，台灣社會充滿各種型態的「社會企業」，引來各方意見認為，社會企業是否應該被監理規範。

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建議，允許公司不以獲利最大化為唯一設立目的，放寬公司法第1條，於第1條增訂第2項，「公司得追求營利以外之目的。」此外，第23條修改為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「得適當兼顧」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。此外，並增訂「兼益公司」專章（節），以鼓勵社會使命型公司發展。

委員認為，「兼益公司」乃一種鎖定社會使命並允許分配利潤之營利公司，並無礙現存其他社會使命型企業運作，其得作為對內整合有社會意識之創業者、消費者、投資者等利害關係人之平台，及對外接軌國際的橋梁，以吸引更多的資源及影響力挹注。

立委蔣萬安表示，台灣社會企業對是否應立「兼益公司」專章一直是兩方立場。中小型社會企業，尤其草創型的企業，一開始經營非常辛苦，若被法律位階高密度監管，如定期揭露財報，發布社會影響力評估報告等纏上，恐怕人力、物力有限下，很難走到下一階段稍具規模的社會企業。

這也是為什麼2015年，當時行政院只訂了「社會企業行動方案」，避免法律位階進行強度的規範，而抑制了社會企業的成長茁壯。

反之，有規模的社會企業，他們認為應有法律的明確規範，定義清楚什麼是社會企業，到底盈餘應提撥多少做公益之用，應以法律位階明確定義。

但余宛如以自身創業經驗為例，創業初期，社會使命是有很多挑戰。假若還沒準備好，就埋首撰寫社會影響力評估報告、揭露資訊，是很大負擔。

余宛如也擔心，社會企業發展較成熟的是歐陸國家，例如透過社會企業將社會邊緣人拉回社會，或將現代疏離關係重新聯繫起來。但台灣各界對社企討論還不夠充分，現在就立法，恐怕有錨定效果。她建議若真要修法，只修公司法第1條、第23條即可。

蔣萬安建議，若真要立法，或許可比照公司法「大小分流」的概念，小型、草創型的企業低密度監管，大型社會企業再予高密度監管。

圖／經濟日報提供